【原文】

御史曰：“夏后氏不倍言，殷誓，周盟，德信弥衰。无文、武之人，欲修其法，此殷、周之所以失势，而见夺于诸侯也。故衣弊而革才①，法弊而更制。高皇帝时，天下初定，发德音，行一切②之令，权也，非拨乱反正之常也。其后，法稍犯，不正于理。故奸萌而《甫刑》作，王道衰而《诗》刺彰，诸侯暴而《春秋》讥。夫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，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。故令不得不加，法不得不多。唐、虞画衣冠非阿，汤、武刻肌肤非故，时世不同，轻重之务异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革才：重新裁制新衣。才，通“裁”。

②一切：一时权变。

【翻译】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夏朝人从不违背诺言，殷朝人只相信立誓，到了周朝只有订立盟约才能取信，可见道德信用越来越衰落。没有周文王、周武王时期的人，却想推行他们那个时候的法律，这就是殷商和周朝失去权势，被诸侯夺取天下的原因。所以，等衣服破了就要去裁制新衣，等法律出了问题就要重新制定。高祖皇帝时期，天下刚刚安定，高祖皇帝发号施令，实施德政，这是一时的法令，而不是拨乱的正常法令。后来，犯法的人越来越多，讼诉无法获得正确处理。因此，随着奸邪之事不断出现，才有了《尚书·甫刑》的诞生；随着王道衰微，才有了《诗经》那些讽刺诗的出现；诸侯暴虐，所以才出现《春秋》进行讥刺。渔网的网眼少了，就无法捕捉鱼类，高祖临时制定的“约法三章”不能长久治民，所以法令才不得不增加，法条才不得不增多。尧、舜时期在衣冠上画图不是出于袒护，汤、武时期对犯人使用肉刑也不是故意严惩犯人。这是因为时代不同，刑罚的轻重也不一样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学曰：“民之仰法，犹鱼之仰水，水清则静，浊则扰；扰则不安其居，静则乐其业；乐其业则富，富则仁生，赡则争止。是以成、康之世，赏无所施，法无所加。非可刑而不刑，民莫犯禁也；非可赏而不赏，民莫不仁也。若斯，则吏何事而理？今之治民者，若拙御之御马也，行则顿之，止则击之。身创于棰，吻①伤于衔，求其无失，何可得乎？乾谿②之役土崩，梁氏内溃，严刑不能禁，峻法不能止。故罢马不畏鞭棰，罢民不畏刑法。虽曾而累之，其亡益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吻：嘴唇。

②乾谿（xī）：地名。春秋时属楚。

【翻译】

文学之士说：“百姓依赖法律，就像鱼依赖水一样，水清鱼就安静，水浑鱼就会受到惊扰。同样，社会混乱，百姓就会受到惊扰而无法安居；社会清静，百姓才会安居乐业。安居乐业才会富裕，富裕才会让仁义产生，丰足才会停止纷争。所以，在成、康时期，没有什么奖赏，也没有什么法令可加。不是能够判刑却不判刑，而是因为百姓没人犯禁；不是能够奖赏却不奖赏，而是因为百姓没有人不仁义。如此一来，官吏还有什么事需要处理呢？可现在治民的官吏，就像笨拙的车夫驾驶马车，马在行走时却要它停下来，马停下来时却又去鞭打它。马的身体被鞭棰抽伤，嘴角被马嚼子勒破，这种情况下还要求马不犯错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楚灵王因为修建乾谿台，所以国家土崩瓦解，梁国从内部开始崩溃，就连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。所以，疲惫的马是不怕鞭棰的，疲惫的百姓也是不怕刑法的。因为即便用严刑峻法来束缚他们，对改变国家灭亡这件事也不会产生有益的作用。”

【原文】

御史曰：“严墙三刃，楼季①难之；山高干云②，牧竖登之。故峻则楼季难三刃，陵夷则牧竖易山巅。夫烁金③在炉，庄 不顾；钱刀在路，匹妇掇之；非匹妇贪而庄 廉也，轻重之制异，而利害之分明也。故法令可仰而不可逾，可临而不可入。《诗》云：‘不可暴虎，不敢冯河。’为其无益也。鲁好礼而有季、孟之难，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。礼让不足禁邪，而刑法可以止暴。明君据法，故能长制群下，而久守其国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楼季：战国时魏国善于腾跳的勇士。

②干云：高入云霄。

③烁金：熔化金属。烁，通“铄”。

【翻译】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两丈多高的高墙，即便是善于登高的楼季也难以攀登；高耸入云的山峰，连牧童也可以登上山顶。因为高墙险峻，会让楼季难于登上，因为山坡平缓，所以牧童才能轻易攀登山顶。将熔化的黄金扔在火炉里，连庄 都不会看一眼；将钱币丢在路上，普通的妇女也会拾捡它。这并不是说普通妇女贪婪而庄 廉洁，只是因为法律处置的轻重不同，所以利害分明。因此，法令是能够信赖且不可逾越的，是可以面对但不可侵犯的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说：‘不可赤手空拳与猛虎搏斗，不能没有舟船就去渡河。’因为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。鲁国崇尚礼义却出现了季孙氏、孟孙氏之灾，燕哙迷信禅让却导致子之之乱。可见礼让不足以禁止奸邪，但刑法却能够防止暴乱。圣明的君主依靠法令，所以能够长期统治臣下，长久地守住政权。”

【原文】

文学曰：“古者，明其仁义之誓，使民不逾；不教而杀，是虐民也。与其刑不可逾，不若义之不可逾也。闻礼义行而刑罚中，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。高墙狭基，不可立也。严刑峻法，不可久也。二世信赵高之计，渫①笃责而任诛断，刑者半道，死者日积。杀民多者为忠，厉民悉者为能。百姓不胜其求，黔首②不胜其刑，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。故过任之事，父不得于子；无已之求，君不得于臣。死不再生，穷鼠啮狸③，匹夫奔万乘，舍人折弓，陈胜、吴广是也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俱起，四面而攻秦，闻不一期而社稷为墟，恶在其能长制群下，而久守其国也？”

【原文】

御史默然不对。

【注释】

①渫（xiè）：繁重。

②黔首：战国、秦时对国民的称谓。

③穷鼠啮狸：狸，狸猫。比喻被人欺压过甚，虽力不敌，亦必反噬。

【翻译】

文学之士说：“古时候，用仁义誓约来约束百姓，让百姓不违反礼仪。不进行教育就杀戮，这是在残害民众。与其制定刑法，让其不可违反，倒不如提倡礼仪，让百姓不敢违反。听说过推行礼义，就能让刑罚适中，却没听说过推行刑罚，就能让孝悌之风兴起的。在狭窄的地基上修筑高墙，势必是无法建成的；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，势必是不能长久的。秦二世胡亥听信了赵高的计谋，施行繁重的刑罚，路上的行人有一半都受过刑，被处死的也日益增多。官吏通过多杀百姓来表示忠诚，想方设法残害百姓来展示能力。百姓承受不了官府的苛求，人民受不住朝廷的严刑，国内的百姓有共同的忧患，而无法生存下去。所以，超过能力范围的事，就连父亲也无法获得儿子的帮助，连君主也不能对臣子提出无止境的要求。如果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，走投无路的老鼠也敢啃咬狸猫，匹夫也会奔向君主与他拼命，贵族的门客也敢杀死主人，陈胜、吴广就是这样的人。到那个时候，天下共同起义，从四面八方攻打秦朝，听说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秦朝就覆灭了，哪里又能够长期统治臣民，长久地守住政权呢？”

御史默然不答。

【原文】

大夫曰：“瞽师①不知白黑而善闻言，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。夫善言天者合之人，善言古者考之今。令何为施？法何为加？汤、武全肌骨而殷、周治，秦国用之，法弊而犯。二尺四寸之律，古今一也，或以治，或以乱。《春秋》原罪，《甫刑》制狱。今愿闻治乱之本，周秦所以然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瞽（gǔ）师：盲人乐师。

【翻译】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盲人乐师虽然不知白黑，却擅长辨别声音；儒生虽然不懂如何治国，却擅长批评朝廷。善于讨论天道的人应当能够合乎人间的事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应当能够考察如今的实际情况。政令为什么要实行？法条为什么要增加？商汤、周武王实施肉刑而国家能够获得治理，秦朝使用周朝的法律但仍然有人犯法。就制定写在二尺四寸竹简之上的法律来说，古今都是一样的，有的因为法律而治理好了，有的因为法律却陷入大乱。《春秋》主张根据动机来追究犯罪，《甫刑》则要求根据刑法断案。现在我想听一听治和乱的根本原因，导致周朝和秦朝一治一乱的原因是什么呢？”

【原文】

文学曰：“春夏生长，圣人象而为令。秋冬杀藏，圣人则而为法。故令者教也，所以导民人；法者刑罚也，所以禁强暴也。二者，治乱之具，存亡之效也，在上所任。汤、武经礼义，明好恶，以道其民，刑罪未有所加，而民自行义，殷、周所以治也。上无德教，下无法则，任刑必诛，劓鼻盈蔂①，断足盈车，举河以西，不足以受天下之徒，终而以亡者，秦王也。非二尺四寸之律异，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劓（yì）鼻盈蔂（léi）：割下的鼻子装满土筐。劓，中国古代割掉犯人鼻子的刑罚。蔂，盛土的土筐。

【翻译】

文学之士说：“春夏万物生长，圣人效法这种天道而制作政令。秋冬万物肃杀，圣人效法这种天道而制定法律。所以，令就是教化的意思，它是用来教化民众的工具；法律意味着刑罚，是用来禁止强暴的方式。法令二者，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，也都有存国、亡国的效果，关键在于君主如何使用法律。商汤、周武王运用礼义作治理国家的纲领，明辨善恶，引导民众，虽然没有施加刑罚，但民众却能自己遵行礼义，这是殷、周治理得好的原因。上面不用德行教化，下面没有法则，滥用刑罚，厉行诛杀，割下的鼻子装满了土筐，砍下的脚装满了车，以至于整个黄河以西的地区，都不足以容纳天下的犯人，最终才导致了国家的灭亡，秦始皇就是如此。这并不是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的法律有什么不同，而是秦朝所做的事情违反了古人的传统、违背了民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