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德第五十五

大夫曰：“令者所以教民也，法者所以督奸也。令严而民慎，法设而奸禁。网疏则兽失，法疏则罪漏。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。故禁不必，怯夫徼幸；诛诚，跖、不犯。是以古者作五刑，刻肌肤而民不逾矩。”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政令的目的在于教化民众，法律的作用在于监督邪恶。当政令严格时，人民便会变得小心谨慎；当法律确立时，邪恶行为便会受到抑制。如果捕兽的网孔太大，野兽就会逃脱；如果法律有漏洞，罪犯就会逍遥法外。一旦罪犯得以逃脱，人民就会放纵自己，就容易违反法令。因此，如果禁令不坚定，即使是胆小的人也会心存侥幸试图碰运气去犯罪；如果刑罚严厉而公正，连像跖和这样的恶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制定了墨刑、劓刑、刖刑、宫刑、大辟等五种刑罚的原因，并有各种肉体的刑罚，这样才使得人民不敢越过法律的界限。”

文学曰：“道径众，人不知所由；法令众，民不知所辟。故王者之制法，昭乎如日月，故民不迷；旷乎若大路，故民不惑。幽隐远方，折乎知之，室女童妇，咸知所避。是以法令不犯，而狱犴不用也。昔秦法繁于秋荼，而网密于凝脂。然而上下相遁，奸伪萌生，有司治之，若救烂扑焦，而不能禁；非网疏而罪漏，礼义废而刑罚任也。方今律令百有余篇，文章繁，罪名重，郡国用之疑惑，或浅或深，自吏明习者，不知所处，而况愚民！律令尘蠹于栈阁，吏不能遍睹，而况于愚民乎！此断狱所以滋众，而民犯禁滋多也。‘宜犴宜狱，握粟出卜，自何能穀？’刺刑法繁也。亲服之属甚众，上杀下杀，而服不过五。五刑之属三千，上附下附，而罪不过五。故治民之道，务笃其教而已。”

文学之士说：“当道路纷繁众多时，人们迷失不知该循何路；当法令层出不穷时，民众困惑不知如何规避。因此，君王制定的法令应当明晰如日月，使民众不至迷茫；应当宽阔如大道，使民众不至困惑。无论是在幽暗的角落还是在遥远的地方，人们都能清楚地知晓法令，连闺妇少女都明白应如何规避。正因为如此，法令无人违反，监狱空空如也。昔日秦国的法令繁复超过秋天的草木，法网细密超过凝固的脂肪。然而，官民之间互相欺骗隐瞒，奸诈和欺骗行为层出不穷，即使官员试图管理，也如同修补破烂的衣物，扑灭烧焦的火焰，根本无法阻止违法行为；这不是因为法网疏漏而让罪犯逃脱，而是因为废弃了礼义而滥用刑罚。现今的律令篇章超过一百，法令条文复杂，罪名沉重，使得各郡国在执行时感到迷惑，有的法令过于宽松，有的过于严苛，即便是熟悉法令的官员也不知如何应对，更不用说那些无知的民众了！律令文书积满尘埃，蠹虫滋生，被放在藏书阁架之上，连官员都无法全部读完，何况愚昧的民众呢！这就是断案数量日益增多，民众违反禁令的情况也越来越多的原因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宛》中说：‘即将被囚入狱，手持小米去占卜，如何才能好运降临？’这是在讽刺刑法过于繁杂。五服的亲属人数众多，无论是向上减杀还是向下减杀，丧服的等级不超过五等。五刑的条目多达三千条，无论是向上比附还是向下比附，所治之罪都不会超过五刑。因此，治理民众的途径，关键在于深化教化而已。”

大夫曰：“文学言王者立法，旷若大路。今驰道不小也，而民公犯之，以其罚罪之轻也。千仞之高，人不轻凌，千钧之重，人不轻举。商君刑弃灰于道，而秦民治。故盗马者死，盗牛者加，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。武兵名食，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。盗伤与杀同罪，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。犹鲁以楚师伐齐，而《春秋》恶之。故轻之为重，浅之为深，有缘而然。法之微者，固非众人之所知也。”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你们讲述君主制定法律，应当广阔如同通衢。现在的法律的驰道已经不小了，但是百姓们还是公然触犯刑罚，原因在于对罪行的惩罚过于轻微。像千仞的峭壁，人们不会轻易去攀爬，千钧的重物，人们也不会轻易去举起。商鞅当年对那些在路上倾倒灰烬的人进行惩处，秦国的民众因此而变得守法。所以，偷马的人被判死刑，偷牛的人则枷锁囚禁，这是为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杜绝民众乘轻车快马游弋的手段。军队的粮食充足，这是为了支持边境防御和加强军事准备。偷窃时造成伤害和谋杀被视为同一罪行，这是为了让罪犯心存畏惧，对其犯罪意图进行谴责。就像鲁国借助楚国的军力来攻打齐国，《春秋》对此表示了不满。因此，对轻罪的重判和对浅罪的深究，都是有其原因的。法律的细节之处，通常不为大众所理解。”

文学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’言其易也。‘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。’言其明也。故德明而易从，法约而易行。今驰道经营陵陆，纡周天下，是以万里为民阱也。罻罗张而县其谷，辟陷设而当其蹊，矰弋饰而加其上，能勿离乎？聚其所欲，开其所利，仁义陵迟，能勿逾乎？故其末途，至于攻城入邑，损府库之金，盗宗庙之器，岂特千仞之高、千钧之重哉！管子曰：‘四维不张，虽皋陶不能为士。’故德教废而诈伪行，礼义坏而奸邪兴，言无仁义也。仁者，爱之效也；义者，事之宜也。故君子爱仁以及物，治近以及远。《传》曰：‘凡生之物，莫贵于人；人主之所贵，莫重于人。’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，主爱人以顺天也。闻以六畜禽兽养人，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。鲁厩焚，孔子罢朝，问人不问马，贱畜而重人也。今盗马者罪死，盗牛者加。乘骑车马行驰道中，吏举苛而不止，以为盗马，而罪亦死。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，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，亦可以为逆面轻主约乎？深之可以死，轻之可以免，非法禁之意也。法者，缘人情而制，非设罪以陷人也。故《春秋》之治狱，论心定罪。志善而违于法者免，志恶而合于法者诛。今伤人未有所害，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，谓盗而伤人者耶？将执法者过耶？何于人心不厌也！古者，伤人有创者刑，盗有臧者罚，杀人者死。今取人兵刃以伤人，罪与杀人同，得无非其至意与？”

大夫俯仰未应对。

御史曰：“执法者国之辔衔，刑罚者国之维楫也。故辔衔不饬，虽王良不能以致远；维楫不设，虽良工不能以绝水。韩子疾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，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，以制敌御难，惑于愚儒之文词，以疑贤士之谋，举浮淫之蠹，加之功实之上，而欲国之治，犹释阶而欲登高，无衔橛而御捍马也。今刑法设备，而民犹犯之，况无法乎？其乱必也！”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法律执行者是国家的缰绳和马嚼子，而刑罚则是国家的系船大绳和桨。因此如果缰绳和马嚼子得不到整治，即便是杰出的车夫王良也无法驱车远行；如果没有船绳和桨，即便是出色的船匠也无法渡过水流。韩非曾深感痛苦，因为那些统治者未能清晰地理解法律的力量，用以指导臣民，富强国家，增强军力，以此来对抗敌人和灾难，却迷失在无知儒者的花言巧语中，怀疑有智慧的士人的谋略，提拔那些轻浮而无实的害虫，凌驾于那些真正有功的人之上，希望以此治理国家，就像抛弃了梯子却想攀登高峰，或者没有马衔却想控制强悍的马。现在即便是刑法已经完备，人们仍旧违法，更不用说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会如何了？这必然会导致社会陷入混乱！”

文学曰：“辔衔者，御之具也，得良工而调。法势者，治之具也，得贤人而化。执辔非其人，则马奔驰。执轴非其人，则船覆伤。昔吴使宰嚭持轴而破其船，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。今废仁义之术，而任刑名之徒，则复吴、秦之事也。夫为君者法三王，为相者法周公，为术者法孔子，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韩非非先王而不遵，舍正令而不从，卒蹈陷阱，身幽囚，客死于秦。夫不通大道而小辩，斯足以害其身而已。”

文学之士说：“马缰和马嚼子是驾驭马匹的工具，只有在熟练的车手操作下才能发挥作用。法律的力量和治理的手段，只有在贤者的引导下才能臻于化境。如果执马缰的人不优秀，马就会失控奔跑；如果掌舵的人不称职，船就可能倾覆损坏。历史上，吴国由太宰伯嚭掌舵，结果导致船只破裂；秦国由赵高执掌马缰，结果导致车辆翻覆。如果现在放弃了儒家仁义的教导，而任用那些只知刑名的人，那么历史上吴国和秦国的悲剧就会重演。君主应当学习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三代圣王的法则，宰相应当效仿周公，研究思想学说的学者应当效仿孔子的教诲，这些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真理。韩非背离了先王的教导，不遵循正道，最终陷入困境，被囚禁并客死他乡。不学习广博的大道而只专注于琐碎的辩论，最终只会害了自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