击之第四十二

贤良、文学既拜，咸取列大夫，辞丞相、御史。

大夫曰：“前议公事，贤良、文学称引往古，颇乖世务。论者不必相反，期于可行。往者，县官未事胡、越之时，边城四面受敌，北边尤被其苦。先帝绝三方之难，抚从方国，以为蕃蔽，穷极郡国，以讨匈奴。匈奴壤界兽圈，孤弱无与，此困亡之时也。辽远不遂，使得复喘息，休养士马，负绐西域。西域迫近胡寇，沮心内解，必为巨患。是以主上欲扫除，烦仓廪之费也。终日逐禽，罢而释之，则非计也。盖舜绍绪，禹成功。今欲以军兴击之，何如？”

文学曰：“异时，县官修轻赋，公用饶，人富给。其后，保胡、越，通四夷，费用不足。于是兴利害，算车舡，以訾助边，赎罪告缗，与人以患矣。甲士死于军旅，中士罢于转漕，仍之以科适，吏征发极矣。夫劳而息之，极而反本，古之道也，虽舜、禹兴，不能易也。”

文学之士说：“文帝、景帝之时，朝廷修订的赋税很轻，国家各项开支很充足，百姓生活也很富足。后来，为了防卫匈奴和百越，打通前往四周少数民族地区的道路，国家的各项开支就不足了。于是朝廷开始实行盐铁官营的政策、征收车船赋税，用来补充边境征战的费用，还开始允许罪犯用钱赎罪，鼓励百姓相互告发偷漏税款的行为，这些举措给百姓带来了灾难。在前方作战的士兵战死于沙场，在后方运输的士兵因水陆漕运而疲于奔命，再加上实行《七科谪》令，官吏征收赋税、发送物资已经频繁到了极点。人疲劳了就要休息，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要返回根本，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，即使是舜和禹重新活过来，这也是不能改变的。”

大夫曰：“昔夏后底洪水之灾，百姓孔勤，罢于笼锸，及至其后，咸享其功。先帝之时，郡国颇烦于戎事，然亦宽三陲之役。语曰：‘见机不遂者陨功。’一日违敌，累世为患。休劳用供，因弊乘时。帝王之道，圣贤之所不能失也。功业有绪，恶劳而不卒，犹耕者倦休而困止也。夫事辍者无功，耕怠者无获也。”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从前大禹治理水患时，百姓们非常勤劳，用锸挖土、用笼盛土，十分疲劳，水患平息后，百姓们与子孙后代都享受到了治水的成果。武帝时期，全国各地都因战争而陷入困苦，但也都因东、南、北三方边陲战役的胜利而获得了宽松的发展机会。俗话说：‘见到机会而不主动抓住，就会导致前功尽弃。’一旦放走敌人，就会造成世世代代的祸患。让劳动的人休息，是为了供来日行动之用，在敌人疲敝之时，就要停止休息，及时动手。这是帝王处理事情的道理，圣明而有才能的人是不会丢掉的。前人的功业需要后人继承，如果因为厌恶劳苦而不去完成应该完成的事业，就如同耕种的人因为疲倦而停止耕种一样。那些做事半途而废的人是不会成功的，那些耕种时怠惰的人也不会有收获。”

文学曰：“地广而不德者国危，兵强而凌敌者身亡。虎兕相据，而蝼蚁得志。两敌相抗，而匹夫乘闲。是以圣王见利虑害，见远存近。方今为县官计者，莫若偃兵休士，厚币结和亲，修文德而已。若不恤人之急，不计其难，弊所恃以穷无用之地，亡十获一，非文学之所知也。”

文学之士说：“国家地域广阔，却不施行仁政，就会发生危险。国家兵强马壮，却肆意侵犯敌国，自己也会灭亡。老虎和犀牛争斗不止，蝼蛄与蚂蚁就会乘机得到好处。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相互对抗，匹夫就会乘机钻空子作乱。因此，圣明的君主在看到利益时会考虑到祸患，在看向远方时，也会考虑近处。现在若真心为朝廷着想，就应该让兵士们休息，用厚礼去与匈奴缔结姻亲关系，并施行礼乐教化。如果不关心百姓生活的疾苦，不考虑后方的灾难，把国家所倚仗的人力物力都消耗在争夺那些没有用的土地上，那就是丢掉了十个而获得了一个，这种做法是我们这些文学之士所不能理解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