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
大夫曰：“王者包含并覆，普爱无私，不为近重施，不为远遗恩。今俱是民也，俱是臣也，安危劳佚不齐，独不当调邪？不念彼而独计此，斯亦好议矣？缘边之民，处寒苦之地，距①强胡之难，烽燧一动，有没身之累。故边民百战，而中国恬卧者，以边郡为蔽捍②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莫非王事，而我独劳。’刺不均也。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，兴师推却胡、越，远寇安灾，散中国肥饶之余，以调边境，边境强，则中国安，中国安则晏然无事。何求而不默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距：通“拒”，抗拒。

②蔽捍（hàn）：屏障，屏藩。

【翻译】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君王应该包容护佑所有人，博爱无私，不因为亲近就大施恩德，也不因为疏远就漏失恩德。如今我们都是百姓，都是臣子，安、危、劳、逸全不一样，难道不应该进行调整吗？不考虑他人而只为自己打算，这也太容易引起议论了吧？边境百姓生活在苦寒之地，抵抗凶猛胡人的侵扰，一旦边境战火燃起，便有性命之虞。因此，边境百姓身经百战，而内地百姓却安享太平，这是因为边境郡县成了抵挡敌寇的屏障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都是君王的事情，却只有我劳苦。’这是在讽刺不公平啊。因此，圣明的君王感念四方边境的百姓独自受苦，兴兵击退胡人、越人，驱离敌寇，平定灾祸，分拨内地富余的物资，以调剂边境郡县。边境郡县强盛，内地才能安宁；内地安宁，百姓才能平安无事。你们还要求什么？为什么不沉默呢？”

【原文】

文学曰：“古者，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，县内方不过千里，诸侯列国，不及不食之地，《禹贡》至于五千里；民各供其君，诸侯各保其国，是以百姓均调，而繇役不劳也。今推胡、越数千里，道路回避①，士卒劳罢。故边民有刎颈之祸，而中国有死亡之患，此百姓所以嚣嚣②而不默也。夫治国之道，由中及外，自近者始。近者亲附，然后来远；百姓内足，然后恤外。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③，明主不许，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。故下诏曰：‘当今之务，在于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。’公卿宜承意，请减除不任，以佐百姓之急。今中国弊落不忧，务在边境。意者地广而不耕，多种而不耨，费力而无功，《诗》云：‘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④。’其斯之谓欤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回避：迂回僻远。避，通“僻”。

②嚣（áo）嚣：众口怨愁声。

③轮台：在今新疆轮台东南。本仑头国（亦作“轮台国”），汉武帝时（前140—前87）为李广利所灭，置使者校尉，屯田于此。武帝晚年颁发《轮台罪己诏》中的轮台即此。后并于龟兹。

④骄骄：草盛且高貌。

【翻译】

文学之士说：“古时候，天子身处天下的中心，王畿的范围不过千里，而诸侯列国的领地，延伸不到无人居住的荒地。据《禹贡》所述，当时国家的领土达到五千里。百姓们各自供养自己的国君，诸侯各自保卫自己的国家，因此百姓得到了平等的待遇，徭役也不至于使人过于劳累。如今驱逐胡人、越人数千里，千里迢迢地进军，道路迂回偏远，士兵劳累不堪。因此，边境百姓面临着被杀头的祸患，而内地百姓也有性命之虞，这就是百姓们愁苦悲伤而不安静的原因。治理国家的方法，应该由内而外，从近处开始。近处的人亲近归附，然后才引来远方的人；百姓内部富足了，才能救济外部的人。因此，群臣中有人主张在西域轮台屯田，英明的君主不同意，认为应该先解决近处的紧急问题，及时发展农业。因此，他下诏说：‘当今要做的事，在于禁止苛政，制止滥征赋税，大力发展农业。’公卿们应该按照陛下的意思，减轻不合理的徭役，以帮助百姓渡过难关。如今内地不振，朝廷不担忧，反倒将关注点都放在边境上。恐怕边地虽然广阔却不适合耕种，种了许多庄稼却无法锄草，费尽了力气却没有任何收获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田地宽大不可耕，唯有野草高深茂密。’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？”

【原文】

大夫曰：“汤、武之伐，非好用兵也；周宣王辟国千里，非贪侵也；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。故无功之师，君子不行；无用之地，圣王不贪。先帝举汤、武之师，定三垂①之难，一面②而制敌，匈奴遁逃。因河、山以为防，故去砂石咸卤不食之地，故割斗辟③之县，弃造阳之地以与胡，省曲塞，据河险，守要害，以宽徭役，保士民。由此观之：圣主用心，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三垂：指东、南、西三方边境。垂，通“陲”，边陲。

②一面：指北面匈奴。

③斗辟：绝险偏僻。斗，通“陡”。辟，通“僻”。

【翻译】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商汤、周武王发兵征讨昏君，并非喜好使用武力；周宣王辟出千里之地，也并非贪图侵略。他是为了铲除敌寇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因此，没有功德的出兵征伐，高尚的人不会去做；没有用处的土地，圣明的君主不会贪恋。先帝动用像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军队，平定了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的边境动乱，又在北面一举制敌，迫使匈奴退逃。他以黄河和阴山山脉作为屏障，故意放弃荒漠和盐碱地这些不长庄稼的地方，割让地势险绝偏僻的县，遗弃造阳的土地给胡人，减少曲折偏远的边塞，据守黄河天险，坚守要害之地，放宽徭役政策，保护将士和百姓。由此看来，圣明君主的想法，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广阔的领土来让百姓受苦受累呀！”

【原文】

文学曰：“秦之用兵，可谓极矣，蒙恬斥境，可谓远矣。今逾蒙恬之塞，立郡县寇虏之地，地弥远而民滋劳。朔方①以西，长安以北，新郡之功，外城之费，不可胜计。非徒是也，司马②、唐蒙凿西南夷之涂，巴、蜀弊于邛、筰；横海征南夷，楼船戍东越，荆、楚罢于瓯、骆③；左将伐朝鲜，开临屯，燕、齐困于秽貉④；张骞通殊远，纳无用，府库之藏，流于外国；非特斗辟之费，造阳之役也。由此观之：非人主用心，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朔方：郡名。西汉元朔二年（前127）置。治朔方（今杭锦旗北），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。

②司马：指司马相如（约前179—前118），字长卿，西汉辞赋家，蜀郡成都（今属四川）人。

③瓯、骆：东瓯，越族中的一支，亦称“瓯越”。秦、汉时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、灵江流域，相传是越王勾践的后裔。骆越，古越人的一支。汉时分布在交趾、九真和合浦等郡，大抵在今广西南宁西南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，下及今广东省雷州半岛和海南省。

④秽貉：古族名。又称濊貊。西周前，貊、濊单称，后常复称“濊貊”。一说原为两族，西周至春秋融为一族。初分布于中国北方地区。秦汉前，居今长城以内者，或迁东北，或与当地居民融合；居今关外者，分布在松嫩平原、鸭绿江流域及朝鲜半岛。

【翻译】

文学之士说：“秦朝的用兵，可以说是到极限了；蒙恬开拓秦朝的边境，可以说是十分遥远了。如今我们越过了蒙恬当年驻守的边塞，在敌寇的土地上建立起郡县，地域更加远阔，可百姓的疲劳也增加了。朔方郡以西，长安以北，新郡县的建造工程，修建外城的费用，不可胜数。不仅如此，司马相如、唐蒙要开辟通往西南夷地的道路，结果导致巴地、蜀地的百姓因开辟邛、筰两地的交通而疲累；横海将军要征讨南夷，楼船将军扼守东越，结果导致荆地、楚地的百姓因被迫对瓯、骆用兵而疲惫不堪；左将军出兵征讨朝鲜，开设临屯郡，结果导致燕地、齐地的百姓被困于秽、貉之患；张骞开通通往遥远西域的道路，收来无用之物，国库储藏的财富却流向外国。这些并不是割让地势险绝偏远之县可节省的费用，遗弃造阳可省去的徭役。由此看来，这并不是君主的想法，而是一些好事的大臣给朝廷出谋划策导致的过失。”

【原文】

大夫曰：“挟管仲之智者，非为厮役①之使也。怀陶朱之虑者，不居贫困之处。文学能言而不能行，居下而讪上，处贫而非富，大言而不从，高厉而行卑，诽誉訾议，以要名采善于当世。夫禄不过秉握者，不足以言治，家不满檐石②者，不足以计事。儒皆贫羸，衣冠不完，安知国家之政，县官之事乎？何斗辟造阳也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厮役：执劳役供使唤的人。

②檐石：指一石粮食。言粮少。

【翻译】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拥有管仲般智慧的人，不会做奴仆的差事。怀揣陶朱般心思的人，不会住在贫困之地。文学之士能言善辩但不能做事，居于下位却讥笑上级，身处贫困而责怪富人，口头上说大话却不付诸行动，高高在上却行为卑劣，诋毁他人声誉，妄议他人缺点，用以在当世博取好的名声和赞美。俸禄不过一把禾稻的人，没资格谈论治国之道；家产不到一石粮食的人，没资格筹谋国家事务。儒生全都贫穷瘦弱，衣服和帽子都不完备，怎么可能了解国家的政务、朝廷的事务呢？更别说‘斗辟’‘造阳’了！”

【原文】

文学曰：“夫贱不害智，贫不妨行。颜渊①屡空，不为不贤。孔子不容，不为不圣。必将以貌举人，以才进士，则太公终身鼓刀，宁戚不离饭牛矣。古之君子，守道以立名，修身以俟时，不为穷变节，不为贱易志，惟仁之处，惟义之行。临财苟得，见利反义，不义而富，无名而贵，仁者不为也。故曾参②、闵子③，不以其仁易晋、楚之富。伯夷④不以其行易诸侯之位，是以齐景公有马千驷，而不能与之争名。孔子曰：‘贤哉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于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’故惟仁者能处约、乐，小人富斯暴，贫斯滥矣。杨子曰：‘为仁不富，为富不仁。’苟先利而后义，取夺不厌。公卿积亿万，大夫积千金，士积百金，利己并财以聚；百姓寒苦，流离于路，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颜渊（前521—前490）：名回，字子渊，孔子的学生，春秋末鲁国人。好学不倦，贫居陋巷，箪食瓢饮，而不改其乐。

②曾参（前505—前434）：名参，字子舆，孔子的学生，春秋末鲁国南武城（一说为今山东嘉祥南，一说为今山东平邑南）人。以孝著称，提出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的修养方法。

③闵子：闵子骞，孔子的弟子。

④伯夷：商末孤竹君长子。墨胎氏，名允，字公信。初孤竹君遗命立其弟叔齐为君，孤竹君死后，叔齐让位，他不受，两人一起投奔周文王。路遇武王伐纣，他们拦马劝谏。武王灭商后，兄弟俩隐居首阳山，不食周粟而死。

【翻译】

文学之士说：“卑贱并不妨碍智慧，贫穷也不会妨碍德行。颜渊多次陷入困乏，但这并不能说他不是贤人。孔子虽然不容于当时之世，但这并不能说他不是圣人。如果我们执意以外貌来举荐人才，以财富多少来录用士人，那么姜太公终其一生只能宰杀牲畜，宁戚也只能喂喂牛。古代的君子们，他们坚守道义以树立自己的名声，修身以待时机的到来，不因贫穷而改变节操，不因卑微而改变志向，只遵守仁爱之道，只践行义理之事。见财就想以不正当的手段而取得，见利就抛弃义理，不顾道义而富有，没有名声却尊贵，仁义之士是不会这么做的。因此，曾参、闵子骞不愿以自己的仁义去换取晋国、楚国的富贵，伯夷也不愿以自己的品行去换取诸侯的尊位，因此齐景公虽拥有千辆战车，却无法与伯夷相提并论。孔子说：‘颜回真是贤德呀！一碗饭，一瓢水，在陋巷里居住，其他人或许无法忍受那样的愁苦，但颜回却依然不改他的快乐。’所以，只有仁义之人才能坦然面对贫穷，也只有仁义之人才能获得快乐，而小人如果富有便会骄横跋扈，如果贫穷则会毫无底线。杨子说过：‘行仁义之事就无法得富贵，得富贵就无法行仁义。’若是将利益置于前，而道义放在后，那么必然会导致巧取豪夺、贪婪不止。若是公卿们积累财富亿万，大夫们积累财富千金，士人积累财富百金，都为了自身利益而聚敛财富，那么百姓必将贫穷困苦，流落他乡，无家可归，而儒生们又如何能使自己的衣冠完备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