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
大夫曰：“《春秋》之法，君亲无将①，将而必诛。故臣罪莫重于弑君，子罪莫重于弑父。日者②，淮南③、衡山④修文学，招四方游士，山东儒、墨咸聚于江、淮之间，讲议集论，著书数十篇。然卒于背义不臣，使谋叛逆，诛及宗族。晁错⑤变法易常，不用制度，迫蹙⑥宗室，侵削诸侯，蕃臣不附，骨肉不亲，吴、楚积怨，斩错东市，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。斯亦谁杀之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将：《春秋公羊传》把意欲弑君弑亲的行为称之为“将”，指犯罪意图。

②日者：往日，从前。

③淮南：指淮南王刘安（前179—前122），西汉思想家、文学家。沛郡丰（今江苏丰县）人。汉高祖之孙，袭父封为淮南王。好读书鼓琴，善为文辞，才思敏捷，奉武帝命作《离骚传》。

④衡山：指衡山王刘赐，为汉高祖刘邦之孙、淮南厉王刘长之子、刘安之弟，因参与刘安谋反，案发后自杀。

⑤晁错（前200—前154）：西汉政论家。颍川（治今河南禹州）人。初从张恢学申不害、商鞅刑名之学。文帝时，任太常掌故，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《尚书》。后为太子家令，得太子（即景帝）信任，号“智囊”。景帝即位，任御史大夫。提出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等策。不久，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，举兵叛乱，他为袁盎等所谮，被杀。

⑥迫蹙（cù）：逼迫，压迫。

【翻译】

御史大夫桑弘羊说：“《春秋》的一个笔法是，对君主和父母不能怀有谋害图弑之心，一旦有此念头，必须严惩不贷。因此，在臣子的罪行中，没有什么比杀害君主更为严重的，同样，在子女的罪行中，没有什么比杀害父亲更为严重的。从前，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招揽各地的学者，聚集了山东的儒家和墨家学者在江淮一带，他们共同讨论学术，著《淮南鸿烈》数十篇。但最终，他们背叛了君臣之间的义理，策划和教唆了叛乱，导致自己和家族成员被处死。晁错改变了汉朝的传统法制，不按照既定的分封制度行事，逼迫皇族宗亲，削弱了诸侯的权力和封地，使得藩国不再效忠中央，皇族内部也失去了亲情，吴国、楚国七国因此积累了深仇大恨开始反叛，最终晁错在东市被斩首，这是为了安抚军中将士和向诸侯表达歉意。那么，晁错的死，究竟是谁的责任呢？”

【原文】

文学曰：“孔子不饮盗泉之流，曾子不入胜母之闾。名且恶之，而况为不臣不子乎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之哀公①。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。《传》曰：‘君子可贵可贱，可刑可杀，而不可使为乱。’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，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，是盗，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域。《春秋》不以寡犯众，诛绝之义有所止，不兼怨恶也。故舜之诛，诛鲧；其举，举禹。夫以玙璠②之玼③，而弃其璞，以一人之罪，而兼其众，则天下无美宝信士也。晁生言诸侯之地大，富则骄奢，急即合从。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，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，所以均轻重，分其权，而为万世虑也。弦高诞于秦而信于郑，晁生忠于汉而雠于诸侯。人臣各死其主，为其国用，此解杨之所以厚于晋而薄于荆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哀公：鲁哀公，姬姓，名将，是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。

②玙璠（yú fán）：亦作“璠玙”。美玉。

③玼：通“疵”，玉的斑点。引申为事物的缺点。

【翻译】

文学之士说：“孔子拒绝饮用被称为‘盗泉’的水，曾子也不会走进名为‘胜母’的巷子。有着不良名声的名字都要厌恶，更何况是做违背忠孝的坏事呢？因此，当陈成子杀害了齐简公，孔子洗浴完毕后便去朝见鲁哀公，向他报告了这一刺杀事件，请求讨伐叛贼。崔杼杀害了齐庄公后，陈文子虽然拥有四十匹马，但他选择放弃这一切，离开了齐国。《礼记·表记》中说：‘对于君子，你可以使他尊贵，也可以使他贫贱，可以对他施以刑罚，甚至可以杀死他，但绝不能让他参与叛乱之事。’那些外表装扮得体却内心空虚、口头上背诵经文而行为却不遵守其中道理的人，他们本质上与盗贼无异，不应该被纳入君子的领域。《春秋》的笔法之一，是不以少数人的过错去惩罚多数人，即便执行极刑，也有一定的限度，这是为了不扩大怨恨。所以，舜帝处决的是鲧，而提拔的是禹。如果因为美玉上的一点瑕疵就抛弃整块玉石，因为个别人的过错就连累整个群体，那么世上就不会再有美玉和值得信赖的人了。晁错告诉皇帝，诸侯的领土太大，他们一旦富有就会变得奢侈放纵，一旦形势紧急就会联合起来反叛。因此，他建议利用吴王刘濞的错误，削夺吴国的会稽郡；利用楚王刘戊的罪行，削夺楚国的东海郡。这样做是为了平衡诸侯之间的力量，分散他们的权力，为汉朝的长远安全着想。春秋时期的郑国商人弦高在秦国行骗，但他在郑国却是一个忠诚的臣子；晁错忠于汉朝，却成了吴、楚等诸侯的敌人。每个臣子都应为自己的君主和国家效力至死，这就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解扬对晋国忠诚而欺骗楚国的原因。”